上海的名人名宅 - 6

上海滩老洋房──报业大王史量才公馆

铜仁路257号，上海报界巨头史量才的故居
现为上海市水务局，上海防汛指挥部也在这里

铜仁路257号，坐落着一幢优雅的花园住宅，该房屋的建筑面积2494平方米，园地面积2276平方米，它的主人曾是过去上海报界巨头、《申报》总经理史量才。

住宅四周有一圈高高的院墙，院内的两棵槐树是史量才当年亲手种下的。住宅高三层，二层有粗大的立克壁柱，廊厅很宽敞，墙侧有壁炉，整幢房子的廊厅地面和楼梯及扶手都采用米色花纹的大理石。

从二楼的阳台从上往下看，庭院显得小巧玲珑，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还布置了假山和喷泉。这座住宅可谓中西结合，既有西方建筑的柱式、壁炉、装饰等，又在门前布置了雄伟的石狮。

主楼和附楼间的连廊。左侧是附楼，右侧则是主楼。

从附楼的二层外廊看主楼

在花园洋房边是两侧外廊式的附楼。这两层的附楼把主楼和屋后古色古香的中式小楼连接起来。附楼内放置了餐厅、浴室、厨房佣人房和车库的功能。

沿街立面

在住宅旁还有一座中式建筑“红楼”，这是史家的经堂和存放祖先牌位的地方。这也反映了报界巨头史量才虽然受到西方文明的熏陶，却仍然具有中国的传统思想。

红楼

报业巨子史量才

 

史量才，原名家修，祖籍江苏南京，生于上海青浦县一个商人的家庭。1899岁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但不久受新思潮影响，放弃仕途，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毕业后在上海从事教育，先后在育才学堂、务本女学、南洋中学等学校任教。

1904年创办女子蚕桑学校，致力于发展实业教育，并积极投身上海及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1905年加入上海学界宪政研究会，1907年因参加江浙两省保路运动，被推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度被军政府委任主持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

1908年，史量才曾在《时报》担任主笔，对报纸出版业务有了兴趣，1912年，当《申报》经营不振时，他出资收购《申报》，自任总经理，开始对版面内容有所改变。《申报》以采访国内外大事和社会新闻为主要内容，对时政不时发出批评，如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了扩大销路，史量才招罗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为他主持副刊“自由谈”，连载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

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申报》销路达增，史量才在报界的威望也不断提高，1927年，他又收买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

他凭借在报界的实力，向其他产业发展，1921年，参加创办中南银行，还发起设立民生纱厂，帮助扩大五洲药房，协助复兴中华书局。他实力日增，在哈同路(今铜仁路)购买了豪宅，有花园假山，珍奇异玩，美奂美轮。

主楼原是白色

修缮后漆成黄色。铁门，摄像，保安，一个也没有少。

史量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军阀和蒋介石，不敢公然反对，又认为报纸是民众的口舌，总要为人民说话 ，才站得住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更坚定了爱国、民主立场。他聘请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做《申报》的设计部长，请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他一改 “ 自由谈 ” 的面貌，聘请进步作家黎列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经常刊登巴金的《沙丁》、茅盾的《林家铺子》等比较进步的左翼作家的作品。在《申报月刊》创刊上刊载胡愈之的《动荡中之世界政治》等进步文章。

他自恃《申报》的机构在上海租界里，国民党政府奈何不了他，所以在国民党政府有关重大政治经济举措上，常常旁敲侧击予以批评。在他同意下，《申报》还先后刊登鲁迅和陶行知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反对蒋介石***的文章，并发表了几篇《剿匪评论》，反对蒋介石围攻红军。他以中南银行名义，出席南京经济会议时，拒绝认购巨额债券，在十九路军上海抗日时期还捐出了巨款。这些举动深为蒋介石不满。

1932年6月，南京中央大学发生了殴打兼校长段锡朋事件，当时中大校长一职虚悬近半年，经费也业积欠达半年之久，因此当行政院简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兼代校长后，早已不满的学生以段系官僚政客，不符合校长人选标准，向段当面质询，段则扬言捉拿为首喊打的学生，由此引起***，《申报》据实报道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并发表了评论文章，认为教育日益败坏，最大根源在官僚主义的侵入，并批评了国民党政府诸多政治和军事举措。

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在盛怒之下，罗列《申报》危害党国的罪状，向蒋介石举报，1932年8月，上海警备司令部受蒋介石指示，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国统区，一律禁止《申报》的邮递，后经过史量才多方放求助，蒋介石才解除了禁令，但要求由国民党***派员指导《申报》的编辑和发行，遭史量才拒绝。

1933年底，宋庆龄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起草了一份英文宣言，抗议蒋介石派人暗杀邓演达，杨杏佛将它翻译成中文，要求史量才设法发表，史量才虽然没在《申报》上刊登，但通过关系，在某通讯社的稿件上发表了。凡此种种，迫使蒋介石下了暗杀史量才的决心。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与妻儿等人由杭州回沪，在行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不幸去世，从此，报界再无人敢与国民党抗争。

谋杀史量才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西湖秋水山庄度假。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擒拿教官金民杰(朝鲜人)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 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

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

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史儿子的的同学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

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

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

八卦一下── 史量才与大亨

大亨一词出现于清末的上海，是上海方言中专指称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

然而大亨一词，并不是中国的土产。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John A Hanson，1803-1882)发明了一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就以自己的名字将此马车命名为“亨生”，亨生几经改良，成为豪华私人马车。

随着上海的开埠，亨生豪华私人马车于1880年后进入上海，被称为“亨斯美马车”。根据1900年的统计，当时整个上海拥有 “ 亨斯美马车 ” 者不足10人，而且全部是工部局董事或外商大班。华人中第一个拥有“亨斯美”的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还是花费了数十万两之高价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

于是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后来引伸开来又把称雄一方者叫做大亨，并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上海滩老洋房──香港首富何东公馆

陕西北路457号，香港首富何东公馆  The Mansion (Terrace House)
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建于1920年代
现是上海辞书出版社

何东(1862-1956)，原名何启东，字晓生，生于香港。他的父亲何仕文是英国人，19世纪中叶，他在香港洋行做职员，娶了一位广东宝安籍的女子施氏为妻。施氏育有5男3女，何东是长男，何福(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是次男。

何东 Sir Robert Ho Tung

 
何东母亲施氏

由于父母并没有正式结婚，而何仕文更因生意失败离开香港，何启东自幼由母亲抚养，受中国文化熏陶，常常以中国人自居。何东幼年接受私塾教育，1878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中央书院(今皇仁书院)，毕业后随即加入广东海关，建立初步人际网络及华洋贸易的操作。

1881年辞职海关加入香港怡和洋行中国部任职初级助理员专责翻译。 因表现特出而获迅速提升为买办助理。在怡和任职仅两年，1883年接替姐夫蔡升南成为买办，不久更获委任为刚成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及“广东保险公司”的总买办。

在任职买办的同时，何启东自资成立“何东公司”(Ho Tung & Company)从事食糖的买卖，而胞弟何福及何甘棠亦加入怡和成为买办。1894年何启东升任怡和洋行华总经理，1900年以健康欠佳辞职，由其弟何福接任。

何东爵士(中坐),弟弟何福(左站), 何甘堂(右坐).

离开怡和后，何启东全力发展自己的生意，除一般贸易外，还进军航运及地产买卖。除香港外，何启东在上海、青岛、东北及澳门皆有大量投资。 后成为香港首富，是汇丰银行和上海黄浦船坞公司的大股东，投资和担任董事的企业有数十家之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族工业发展飞速，何东增加了对上海的投资，是上海多家公司的主要股东，同时又是上海房地产巨商。今北外滩的大名路、塘沽路、南浔路。峨嵋路一带的房地产，几乎全部是何东的产业。

1926年，何东购进西摩路(Seymour Road,今陕西北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地块，兴建自己的住宅，人称何东公馆。与公馆隔街相望的陕西北路470弄，即太平花园，亦为何东的产业。

 
何东公馆

陕西北路470弄，太平花园

随着在上海投资的增加。何东又派他的儿子何世俭到上海打理生意。当何世俭将上海西摩路新宅安排停当后，就将家眷接到上海。

何东与儿子何世俭

何东的孙子、何世俭的儿子叫何鸿章(Eric)，1928年来上海才3岁，一直到1947年赴美国留学，所以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而且是绝对地道的60年前的上海方言。何鸿章是香港著名实业家。

 
何鸿章先生

何鸿章先生在青年时代的英姿

何东公馆建于1928年，基地面积约17亩，建筑面积近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在花园中央，西南向，假三层砖木石混合结构，为仿英国文艺复兴时代流行于欧洲17世纪的建筑风格。
 

主建筑住宅南立面，设置贯通两层带四槽的爱奥尼克柱式门廊，柱身修长，柱头有精巧柔和的涡卷，柱脚有多种复合曲面的线条，串着上端的雕饰。二层柱间为弧形阳台、铸铁花式栏杆。平屋顶，四周围女儿墙，环形栏杆上饰雕刻望往。纵三段，两侧有转角墙，有平拱、石拱窗循。南立面底层有敞廊。深挑檐，檐下有块形线脚装饰。立面用水泥砂浆作糙面墙面。宅内东门为建筑的主人曰，有两对巨大的牛腿支撑着门厅。

花园是中式的，小桥流水，曲径山石之间，几棵古木老树尤为引人注目。一棵是近百年的古藤，历经沧桑仍婉蜒遒劲；另两棵是百年香樟，粗壮挺拔，浓荫蔽天，为这座古园名宅增添几分雅意。

1949年后，何东家族举家迁回香港，何东住宅由上海房地产部门接收。

1957年，毛泽东倡议重新修订《辞海》，并建议由上海来完成此事。第2年，何东住宅就成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的许多文化精英集中在这里办公。以后，这个编辑部改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并干1979年正式出版了新版《辞海》。

辞书出版社漂亮的花园，辟出临街的一部分作酒吧了。



香港首富何东

何东Sir Robert Ho Tung ，香港望族何东家族的始创成员，香港著名企业家。

何东家族，始兴于1890年代，香港四大家族之首(在上世纪40-60年代，傅老榕家族，高可宁家族、何东家族、罗文锦家族合称为香港四大家族)。

何东家庭三代人的合影照

何东是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与妻张莲觉共建东莲觉苑(位于香港跑马地山光道15号) ，是香港私立女子义学与佛教的重要里程碑。何启东元配为麦秀英。他生前信奉基督教，死后与元配合葬跑马地香港私人家族坟场(位于跑马地东莲觉苑)。

张莲觉
何东生命中有三位夫人，元配麦秀英与其婚后一直未生育，于是纳周绮文为妾，惜亦无子嗣。为了延续家族香火，麦秀英请求其舅母将表妹张静蓉（张莲觉居士）许配给何东作妾，在她恳切誓言表明愿意「姐妹并肩，无分妻妾，若以侧室视之，神灵不佑」的坦诚心意下，光绪廿一年正月(1895年)张静蓉嫁入何家，陆续为何东育有三子七女，成为影响何东家族最大的一个人。

何东爵士与两位夫人，左为张莲觉夫人，右为麦秀英夫人，
后立为其子何世礼及何世礼夫人。

1906年何启东先生向香港总督会同行政局申请获准在中环半山居住，成为首位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中国籍人仕。

1926年接办工商日报，经营十分成功。二十世纪30年代成功调停海员罢工。
1941年香港沦陷前逃至澳门避难，直至1946年元旦复往香港，继续经商。
1952年获受葡萄牙勋章。
1956年4月在香港逝世。生前捐出澳门房产给澳门政府，现设为何东图书馆 。

何东图书馆

何东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在香港设立儿童幸福会等多家助育、助学机构。

何东爵士的家训格言：「一要勤力，二要银纸在手搓到实，千祈唔好跣手!」

中国历史上的3位著名人物──孙中山、康有为和蒋介石都是何东爵士的朋友。何东曾大力推动割据的军阀和睦共处，也资助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而且，何东爵士是当时人所共知的香港首富。

澳门赌王何鸿燊(Stanley Ho)，是何东爵士弟何福的孙儿之一，何世光儿子，在家中排行第九。2008年1月，福布斯杂志公布他是香港第五富豪。

何鸿燊

著名武术家李小龙(原名李振藩, Bruce Lee) ，其外祖父是何甘棠(何东爵士胞弟)。

李小龙

 

上海滩老洋房──义品村的周公馆

周公馆，上海思南路73号
1946年周恩来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地方。

上海卢湾区思南路51-95号，过去称为“义品村”，是个名人荟萃之地。其中，73号曾经是中共代表周恩来旧居，门口挂有“周公馆”的中英文门牌(Residence of General-Chou Enlai).

周恩来(1898.3.5-1976.1.8)，字翔宇， 生于江苏淮安，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
中国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

【义品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当局要在法租界的中心打造一片齐整的“东方巴黎” 。马斯南路(Massenet, Rue, 今思南路)便成了最好的改造点,法国公董局很快批准了这样的决定。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家远东信贷社出资建造其中大部分洋房。它们式样上有统一规定，讲究艺术性，砖石结构，外加每户一个楼前的小花园。那个比利时公司，当时上海人称作“义品洋行”。于是这一条有如此多相似小洋房花园的弄堂，老人们都叫它为“义品村”。

义品村内的周公馆沿街而造，建于1912-1936年。砖木结构，法式花园住宅。该住宅红瓦砖相嵌，局部作折屋檐，外墙立面置卵石，清水砖相嵌，局部墙面采用水泥拉毛饰面，多种式样窗洞口，南向两层，大阳台旁设置室外楼梯通花园，屋内另设半地下室。

走进义品村就能看见周公馆外墙上满墙绿色，藤萝花架，显得幽静宜人。在绿茵茵的草坪中央，栽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大塔松。每当夏秋季节，周恩来总喜欢在晚饭后踱步来到塔松下，坐在藤椅上与工作人员亲切交谈，研究布置工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当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也随至迁到南京。考虑到上海是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很多政界要人和民主人士都住在上海，中共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在上海也设立办事处，这样，既可以使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活动有回旋余地，又可以为共产党在国统区、特别是上海的斗争提供一个合法的活动基地。

1946年4月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以便“筹备办事处”。然而，国民党一拖再拖，直至周恩来到南京的前几天，才匆匆拨了梅园新村30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而上海的房屋则始终未拨给。

周恩来到南京的第二天，就派陆定一到上海，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钱大钧交涉，被“婉言拒绝”。

其实，周恩来原先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在与国民党交涉前就已经派人到上海办理租借房屋之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3、4月间，由先期到上海的乔冠华、龚澎经手，通过关系，租顶下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

但是，国民党当局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借口，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

小楼租下后，先是以《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宿舍的名义对外。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了解到国民党当局组织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情况后，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四天以后，“马斯南路107号”的门号牌的旁边就挂了“周公馆”的户口牌。

周恩来与郭沫若(左一)、李维汉在周公馆门前合影。

1946年6月至10月间，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不辞辛苦地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每次到上海都住在这幢楼里，卧室就安排在一楼会客室的东间。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常有客人来访，住在楼下不方便，也不够安全，要把他的卧室搬到二楼东南比较宽敞的房间里，这是全幢房间中设备最齐全的一间，有浴室和阳台。但是，周恩来执意要把这个房间让给带家属的同志居住，自己暂搬到三楼东面一间卧室居住和工作。

一楼朝南的一间面积约40平方米是会客室，墙上挂着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当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

1946年9月1日，周恩来在周公馆会客室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朝东的一间面积约14平方米，这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陈设非常简单，床上被子是办事处成立时发的，办公桌上是周恩来为上海各界人士于1946年10月4日举行公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亲笔写的悼词和他阅读的一些书刊。周恩来经常工作到深夜。

周恩来办公兼卧室
1981年6月5日，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旧址参观踏勘，根据邓颖超的回忆，将原复原在三楼东间的周恩来办公室兼卧室，移置到一楼东间。

周恩来手书的闻一多追悼大会悼词。

中间的一间是饭厅，面积约20平方米，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周恩来、董必武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用餐，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

二楼整层楼面，是办事处外事人员的工作室兼卧室。陈列着收音机、英文打字机、油印机和编辑出版的《新华周刊》等物品。

由龚澎、乔冠华等主办的英文版《新华周刊》
创刊于1946年5月17日，出至第四期因遭国民党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

龚澎(1914-1970) ，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女外交家，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
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
中国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的夫人
1940 年8月，龚澎奉党中央之命前往重庆，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

乔冠华,中国前外交部长(1913-1983)
江苏盐城人。早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42年秋到重庆《新华日报》主持《国际专栏》，直至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76年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

三楼正中一间面积约40平方米，是办事处集体宿舍，人多时就在地板上打统铺。1947年2月底，国民党军警查封了办事处。董必武召集全体办事处人员在这里召开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教育大家要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保持革命气节。朝北的一间面积约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周恩来离沪后，董必武主持办事处工作。另外，底层还有传达室、汽车间。汽车间里停放着周恩来使用过的“别克”轿车(现为复制件)。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03年考取秀才,1910年获清朝学部授予拔贡学衔,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系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二任院长(1954年9月-1959年4月)
第七至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年4月-197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49年10月-1954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1954年9月-197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国家主席(1972年-1975年1月)
第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1975年4月)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1月-1975年4月)

董必武卧室

这里名为三楼，实际是极为简陋的假三层，低矮闷热，光线较暗。室内有一张床，一只写字台，靠边的门一侧有只竖式木衣架，还有两只凳子。周恩来随身行李仅两只小皮箱，生活非常简朴。他日常喜欢穿一套蓝色士林布的学生装，一双青布鞋，往往在接见客人时才换上西装，常穿的是一套陈旧的灰色派力司西装，外出时戴上咖啡色呢帽。

1946年7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飞抵上海后，向联合国和国民党行政院的善后救济总署交涉“黄河堵口工程问题” 未获结果而返回南京。两天后，他再次飞抵上海，当天下午在周公馆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的记者有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迟到的记者不得不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听讲。这次招待会的讲话，当场由章文晋译成英语，第二天各报纷纷报导，在中外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章文晋(1914-1991)，中国外交官，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83.3-1985.4)。

当年9月16日，周恩来再次抵沪，在这里单独接见了美国联合社记者，举行了70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并会见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10月17日和19日，他仍在此公馆里与国民党政府代表邵力子、吴国桢及第三方面代表张君励、沈钧儒等正式交换意见。

不久，按照党中央指示，中共代表撤回延安，在周公馆告别会上，周恩来在演讲中对形势作了精辟的阐述。

1959年5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将周公馆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属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并被上海市旅游局推荐为旅游观光点。

八卦一下──

当年周恩来给大众的普遍感觉是英俊潇洒，被认为是民国四大美男之一(汪精卫、周恩来、梅兰芳及张学良)。有许多女性对他有好感，例如演《桃李劫》的陈波儿。

1946年5月3日 南京梅园新村
周公风采：从容似春、大度如海、坚定自信、英俊潇洒。

年轻时的周恩来十分俊美

陈波儿

一组周恩来的珍贵照片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
第一次亮相国际舞台，周恩来所带来的绝对是超乎想象的精彩。

1912年，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4年，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的周恩来。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是他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一为周恩来。

周恩来在巴黎的住所门前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 、刘清扬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1924年黄埔军校的周恩来。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上海滩商界豪门──永安公司老板郭乐的故居

一个漂洋神话，一个商界传奇。
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小果贩，到中国近代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创始人，郭乐参与了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史。至今永安百货仍然是商界豪门。

上海南京西路1418号，有两幢风格相近的三层法式建筑，与波特曼大酒店相邻。凡是路过那里的人难免会驻足多看上几眼，并产生好奇：这两幢楼曾是哪位富翁的豪宅呢?

这两幢洋楼分别是原上海永安公司老板郭乐和他的小弟郭顺的住宅，人们习惯上把这两幢楼称作“兄弟楼”。这大概也是上海滩上唯一可冠以“兄弟”称呼的豪宅吧。

郭宅,南京西路1418号(照片角度为南京西路正立面,南立面)
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上海市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郭宅, 铜仁路上的侧立面, 西立面

从“永安果栏”走上致富之路

郭乐(1874-1956)
1874 年中山出生，后赴澳大利亚谋生。
1907 年创办了香港永安公司。
1918 年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正式开业。
1939 年去美国，在纽约、旧金山设立永安分公司。
1956 年10月郭乐在美国病逝。

郭乐，字鸾辉，生于1874年，兄弟辈中排行老二，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广东地少人多，农民生活十分艰苦，一些青年后生被迫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谋生创业。早在 1882年，郭乐长兄郭炳辉即去澳大利亚谋生，10年后病故他乡。1890年，年仅16岁的郭乐循其兄足迹，亦踏上了一艘开往澳州的货船，去这块被时人称作“新金山”的地方“淘金”。

抵澳后，他在悉尼当了两年菜园工人，后经堂兄郭标介绍，进了由郭标和马应彪合开的永生“果栏”任职。所谓果栏，就是水果批发行，而这个马应彪就是日后开在上海永安公司对面的先施公司老板。

7年后，郭乐有了点积蓄，就离开永生果栏，与人合开了家永安果栏，自任司理(即经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他先后将三弟郭泉、四弟郭葵、五弟郭浩、六弟郭顺从家乡接来澳洲分掌店务。

初时永安果栏的主要业务是在当地批发销售斐济岛产的香蕉，同时兼营从中国进口的土特产。郭乐为人忠厚，据说有一次银行多付了他500澳磅，而他却如数退还，在中西人士中赢得了声誉。于是生意越做越大，果栏从一家发展到四家，还兼营当地华侨的存款和汇兑业务，并在斐济岛拥有香蕉园。

当永安果栏的批发业务扩展到一定程度后，郭氏兄弟又将眼光瞄准了现代化大型百货公司。1907年8月28日，永安公司在香港皇后大道揭幕，郭泉任司理。两年后，郭乐将澳洲果栏交郭葵、郭顺负责，亲自抵港擘划，营业大有进展，后出任总监督(相当于董事长)。

香港永安公司很早就在上海设立办庄(即办事处)，对当地的市场行情了如指掌。郭乐自谓:“以上海位居世界四大都会之一，为我国对外贸易之总枢，在中西商贾竞争驰骋之所，余自不肯错过。”

早在1913年，他就与郭泉、郭葵等人开始招股筹组上海永安公司，并按香港公司惯例，向港英当局注册，以“英商”名义获得“保护”。

两年后，郭泉、郭葵来上海物色店址，当时已有香港的先施公司择址南京路浙江路口，破土兴建大型环球百货公司大楼(即今时装公司所在地)。郭氏兄弟意识到，只有在这“远东第一街”形成商业规模效应，才能获取最大利益，于是决定就在先施公司对面建造永安公司。

租借哈同地产办起永安公司

当时，上海南京路两侧的不少地产被犹太富商哈同占有。1908年，沪上出现的第一条电车线路沿南京路行驶，而哈同又出资用硬木铺设南京路，使该路地价飚升了不知多少丁?

用铁藜木铺设的南京路十分豪华

郭氏兄弟选中的恰好是哈同地产，于是由郭泉代表永安公司与哈同律师科士打签订了“租地造房”合同，规定自 1916年4月起，哈同让出南京路的9亩土地租与永安公司使用，租期30年；永安公司在此建造6层商业大楼，并自合同生效日起，每年向哈同交付租金白银五万两；30年合同期满，大楼及其所有设施归哈同所有，如哈同愿意将大楼继续出租，永安公司有优先租赁权等等。换言之，即到1946年这幢大楼的产权将归哈同所有。

旧上海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
是中国民族资本在近代商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一

30年代永安公司橱窗

永安公司大楼于1916年破土兴建，1918年9月正式开张营业。原定由郭葵出任司理，不料他因操劳过度，英年早逝，不得不改由香港公司的副司理杨辉庭担任，郭标任监督(即常务董事)，而郭乐以总监督身份常驻上海。

随着新落成的上海永安公司营业额蒸蒸日上，郭氏家族不得不考虑善后问题了。他们暗中与相邻的新新舞台及“楼外楼”游乐场老板商议买下这块2.5亩地产。于1937年建成一幢高19层的永安新厦，当时仅次于国际饭店的南京路第二高建筑，并在第四层楼凌空架起两座封闭式天桥，与永安公司相连，7楼设有七重天酒楼。这也是上海最早以天桥连接两幢大楼的建筑。

顾客在永安公司购物后，可通过天桥进入永安新厦娱乐或用餐；同样，在永安新厦娱乐用餐者也可以通过天桥到百货商场购物，堪称便捷。

永安新厦
楼下现今是华侨商店，楼上为写字楼 。 两座大楼之间连接的天桥仍在。

这样，一旦“租地造房”合同期满，若哈同所提续租条件苛刻时，永安公司就可在新厦内继续营业；若续租顺利，郭氏便将新厦的经营重点放在旅馆、餐饮和娱乐业上。

迨至1946年12月租约期满，哈同已死多年，该地产由其养子乔治·哈同继承，拟出售产权。于是又由郭泉出面，以112.5万美金买下了这块地产。

据说在签字仪式上，郭泉长子、时任上海永安公司总经理的郭琳爽向乔治·哈同祝酒时说道：“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鲋?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啦，干杯！”

在“中华第一街”的南京路，一座有着精致塔楼的现代化商业大楼──华联商厦特别引人注目，它的前身是旧上海赫赫有名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永安公司。

陶桂记与“兄弟楼”有缘

郭氏住宅是一幢三层混合结构，仿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式花园住宅，建于1926年，由当时上海著名的陶桂记营造厂承建施工。

想当初郭氏兄弟到上海创业时，曾栖身于四川路三和里内的一座老式石库门房屋，这里既是香港永安公司的驻沪办事处，又是他们的住家，堪称简陋。

直到1920年新开张的上海永安公司颇具起色后，郭氏才购进了位于法租界居尔典路(今湖南路)的一块十几亩的土地，兴建了一幢洋房。旅沪的郭氏家族全居于此，虽然家族和睦，但毕竟有诸多不便，于是决定另行择地建房分居。这样，郭氏兄弟又找到地产大王哈同商议购地事宜。

郭家老照片

早在1910年，哈同已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长浜路(今延安西路)之间近300亩的土地上建造了沪上著名的私人花园──爱俪园，还留有一块位于静安寺路北、哈同路(今铜仁路)东、时称“夏家宅”的8亩多土地，由于被静安寺路分割而未划入哈同花园。

也许因为哈同希望与郭乐保持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所以谈判比较顺利，没有几个回合，哈同就将这块地产卖给了郭乐。郭乐、郭顺兄弟也就在这块土地上兴建了自己的住宅。

说到建造这座“兄弟楼”，就不能不提到郭顺。

郭顺，字和辉，小郭乐10岁，1901年抵澳时年仅 17。初在磨厘聘记商行帮工，3年后回悉尼帮理永安栏业务。1909年郭乐去香港后，继任永安栏(后改组为悉尼永安公司）总经理。1917年与当地华侨合办中澳轮船公司，期间当选为悉尼中华旅澳商会会长。但好景不长，在太古、怡和等英商轮船公司的竞争下，3年后破产。

1920年他应浙江省政府之邀，代表旅澳华侨回国筹办三门湾自治农垦事业，而兄长郭乐、郭泉正在上海筹办纺织怅，郭顺遂于次年出任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经理。

郭顺是位交游广、会办事的大能人，纺织公司开办仅10年，就在杨树浦兰路(今兰州路)、吴淞及麦根路(今淮安路)上先后开设了永安第一、二、三厂。1923年坐落在兰路上的一厂首先开工，厂房由陶桂记营造厂承建。

陶桂记老板本名陶桂松，早在1916年的永安公司建筑工地上，他只是一个瓦筒小包。但他早出晚归，对工程认真负责，颇受承建商魏青记营造厂老板魏清涛青睐，就将一些工程有意发包给他。

没想到这位出身贫寒，从川沙乡下到上海瓦筒厂做木模的小工，竟于1920年开出了一爿陶桂记营造厂；更没想到，3年后因承建的兰路厂房质量上乘，郭乐、郭顺兄弟竟将自己的“兄弟楼”亦交他建造。

陶老板接包后，尽心尽力于住宅建设，尽管计划造价达30万元之巨，但陶桂松在这项工程中还是大大超支，两年后，他贴了老本才大功告成。

兄弟楼建于1926年，公和洋行设计，陶桂记营造厂承建施工。

陶老板就此与郭氏兄弟结下了深厚友谊。接着陶桂记承建了永安第二、三厂的厂房，由此积累了雄厚资金，在当时沪上建筑业中崭露头角。 1934年 , 永安新厦招标，陶桂记又承包了大楼全部地面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