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成都们的茶馆生活

　　坐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就形成了的一种生活方式。在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每条街都有茶馆，茶馆生活成为这个城市及其居民生活方式的一个真实写照，曾有民谚曰：“茶馆是个小成都，成都是个大茶馆。”

　　元代费著的《岁华记丽谱》便称成都有“茶房食肆”，人们在那里喝茶时，有歌伎演唱“茶词”。不过，20世纪之前关于成都茶馆的资料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者无非是几首竹枝词，比如乾隆时期的文人李调元就写道：“秋阳如甑暂停车，驷马桥头唤泡茶。”晚清曾任知县的周询写道：“茶社无街无之，然俱当街设桌，每桌四方各置板凳一，无雅座，无楼房，且无倚凳，故官绅中无人饮者。”茶馆使用高的方桌、凳子、长条椅，不便人们久坐，到20世纪初，有茶馆开始使用矮方木桌和有扶手的竹椅，舒服的座位使顾客更乐意在此逗留，随后其他茶馆群起仿效。后来，一些更幽雅的茶馆设立，一般称“茶园”或“茶楼”。不少“茶园”提供演戏娱乐，而“茶楼”则指有两层或设在二楼的茶馆，不少以评书招徕顾客。

　　20世纪上半叶，许多到成都的外省人和外国人，对成都的茶馆和茶馆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游记中常有生动的描述。成都人则自己调侃说成都有三多：闲人多、茶馆多、厕所多。在中国，成都的确以茶馆最多、茶客最众并在茶馆中消耗的时间最长而名声在外。外来者经常将成都茶馆与其他地区进行比较。例如一个西方人发现在成都“有饭馆和茶吧，面街而开，后者有着与英格兰的酒吧同样的作用，朋友们在那里聚会闲聊”，他还注意到“大部分生意都在茶馆成交”。

　　不过关于茶馆最详细的描述还是来自到成都的外省人。著名教育家舒新城上世纪20年代到成都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此地人民生活得特别休闲”。抗战爆发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改变不多。左翼作家萧军1938年到成都，吃惊于茶馆之多，便不无夸张地感叹道：“江南十步杨柳，成都十步茶馆。”曾经留学法国的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1939年也称：“成都茶馆之多，有如巴黎的咖啡馆。”当代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何满子回忆道：“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盛于江南；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何满子系江南人，除了战时在成都以及“反右”后被发配西北几年，他一生几乎都在江南度过，但成都茶馆是他常写的主题之一，生动记录了他在成都茶馆中的经历和观察。实际上，何满子不过是许多对成都茶馆情有独钟的外乡人之一，他们深受成都丰富的茶馆文化之感染，哪怕是短暂的茶馆经历，也给他们留下了无穷的回忆和无限的遐想。

　　1943年，一个文人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茶馆》的有趣文章，描述了他在各地茶馆的不同经历。作者不是四川人，小时候父母不准他进茶馆，因为那是“下流社会”像鸦片烟鬼和赌棍这些人待的地方，即使他站在门外看里面的表演，父母也要把他狠揍一顿。因此，虽然他对茶馆很好奇，但在18岁离开家乡到武汉之前从未进去过。在武汉，茶馆的茶客也多是三教九流，他在那里学会了赌博、讲下流话等恶习，成为远近闻名的“恶少”。后来他改邪归正，到过许多地方，便很少再光顾茶馆。抗战爆发后他到了四川，发现成都的茶馆给各阶层的顾客提供了一个舒服的环境，是当时“以5元的代价，消磨半天以上的时间”的唯一去处，因而感叹道：“成都茶馆最伟大，真足甲观寰中。”

　　这些作者有着相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观察的角度也各有不同，但他们对成都茶馆生活的印象和感受非常相似，都认为成都茶馆之多，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本文是王笛为《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的序，有删节，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