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30年前的一声惊雷
发表于 08-05-31 19:46
只看楼主
1978年5月，青年工人宗福先伏案20多天，一气呵成写完了怀念周总理的话剧《于无声 处》。夜深人静，他含着泪写完了戏里最后一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9月23日，《于无声处》在上海工人文化宫的小剧场上演了。第一场演完后，人们久久不肯离去，掌声经久不息！从此，戏越演越热，人越来越多，票越来越难买。10月12日，《文汇报》发表长篇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
发表于 08-05-31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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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远在北京的胡乔木关注着上海的报道。他的职务是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虽然他要到一个月后才被增补为中 共中央委员，却已经在负责起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他注意到，《文汇报》竟破天荒地连续三天用了四个版面发表《于无声处》剧本。他读罢剧本，即飞赴上海。去机场接他的上海市领导问：你到上海有什么安排？他说：我就是来看一个戏———《于无声处》。看完演出，他上台接见剧 组全体人员，问：作者呢？宗福先赶忙走到他面前。他仔细打量了这位工人作者，平静地说：写得不错。之后，就没说什么话。其实，他返京后即指示有关部门作出 调《于无声处》晋京演出的决定。11月14日，剧组抵京，没料到接见规格甚高，竟然是文化部副部长率群众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更没料到的是，北京的观众看《于无声处》是那么的激动！而以后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剧组所没有料到的：16日，中 共北京市委宣布：“天 安 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同一天，人民 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长篇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
2008-05-31 22:27:06 被作者重新编辑
发表于 08-05-31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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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改 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前,百废待兴,一些当时的文化先锋在戏剧、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率先冲破了坚冰,中国的整个文化也逐渐得以复苏,并走向繁荣。我们 将推出一个文化系列专题,以纪念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系列中,我们试图通过对30年前那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记忆,来还原这 些文化现场,寻找文化兴衰的脉络与痕迹。
前言
宗福先在他的家里接待了记者,礼貌而淡定。“你是我今年接待的第九位记者。”他说。所有记者感兴趣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关于他的话剧处女作《于无声处》。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部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宗福先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清晰到具体某一天。
30年前,还是上海热处理厂工人的宗福先,业余创作了这部只有六个角色的话剧。这部话剧以1976年的“四五”天 安 门事件为背景,讲一个家庭一天之内的 故事,表达对“四五”天 安 门事件的支持,并喊出“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短短两三个月内,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四五”天 安 门事 件受其直接影响而得以平反。
《于无声处》改变了宗福先的一生。他从一个工人成为著名剧作家,生活境遇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0年来他创作了多部话剧、电视剧、电影剧本,现在是上海作协专职作家。这部作品甚至影响了宗福先的人生观。
面对这么多记者的访问,宗福先有种复杂的心情:“一部《于无声处》吃了一辈子,真是很惭愧。”但有位朋友的话让他很认同:“如果‘四五’天 安 门事件一直不能平反,至今还是个反革命事件,那么这出戏带来的后果,你也得承担一辈子。”
我糊里糊涂开始学写戏
南方都市报:《于无声处》是一出特别的话剧,很多即使没有看过的人,也知道它。
宗福先:因为它超出了话剧的范围,后来它从话剧舞台走上了政治舞台。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老百姓的诉求总需要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 即使没有《于无声处》,也会有其他的话剧、电影、小说或者另外的载体。《于无声处》主要是生逢其时,就在那个当头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在创作《于无声处》之前,你不是专业的戏剧家。
宗福先:不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工厂当工人了,在热处理厂,那是1968年的事情。之前因为身体不好,哮喘发作,引起气胸,读完当时五年制中学的前三年就休学了。不久“文 化 大 革 命”就爆发了。我按照66届初中生分配到热处理厂。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宗福先:1972年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病愈以后我就长病假在家,休息了八个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政策》。当时的 意思就是说阶 级斗争是要搞,但是要讲政策。结果一提笔,就写了37万字。后来我就把这个小说送给茹志娟老师看,茹老师就说,你完全不懂得怎样创作,37万 字没有一个故事。但是你的语言比较好,也有自己的想法,凭这两条你就可以搞创作。这样以后,在茹老师的引导下我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我那时25岁。
南方都市报:从写小说开始,后来就开始写剧本了?
宗福先:那时候全上海没有学写作的地方,但工人文化宫有个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老师叫曲信先。我想到那里学习,但曲老师让我写个剧本当作入学考试。我说 服他看看我的小说。过了两天,曲老师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里。他说,我收下你了,我看了你的小说,发现你的语言特别好,写戏主要靠语言,我要你了。我就这样 进了文化宫,糊里糊涂地就开始学写戏。这完全是很偶然的因素。那是1973年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在训练班里学习到什么内容?
宗福先:曲老师讲课的最大好处就是实用,他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得非常好。另外当时他请了很多他的同学,比如余秋雨,以及后来的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都给我们上过课,这批人是我们的老师。
“如果你因这出戏被抓,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于无声处》这出戏是你的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给你最直接的创作冲动。那时在上海人们都不知道天安门的事件吗?
宗福先:知道北京有事,当时有人听“反 革 命”广播“***”就知道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都有大标语,有“打倒张 春 桥”、“揪出反周 总 理的黑手”之类的口号。火车一律被拦在上海外面,把标语洗掉才能进来。至于具体的情况就谁都不知道了。有位朋友一来,就告诉我有上百万 人在天 安 门广场抗议。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有种归属感,找到自己的队伍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说上海人虽然没有举行抗议活动,当时心里也有这个想法吗?
宗福先:那当然有。其实也不是从1976年开始,对“文 化 大 革 命”把整个社会折腾成这副样子就觉得不好。那种对整个社会混乱不满的情绪,绝对不是后来才 有的。我有一个在美国的同学,2005年我到美国去访问,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他就跟我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是从宗福先那里来的。 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可承担不起啊。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抄了一本马恩列的语录,那时候给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我想,对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不是 这样讲的。我真的不是那么早就怀疑“文革”的,没那么大胆子,也没那么高的觉悟。我只是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受很大的变故,而 是整个社会都弄成这样了,但是不敢说,不敢跟别人交流。
南方都市报:所以一旦听到北京这样的消息,就很振奋。
宗福先:是的,那个人到来跟我说,有上百万的人在北京天 安 门广场悼念周 总 理,要打倒张 春 桥、江 青,一下子就觉得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其实大家也这么想。一下子就觉得力量壮大了,心里踏实了很多,所以我说有一种归属感,好像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天 安 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兜头就是一盆凉水。那个夏天对于我来说是很苦闷的,那时 候就反复吟诵鲁迅先生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 如水照缁衣。”还有一首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南方都市报:几个月后“四 人 帮”被打倒了。
宗福 先:是10月份的事情,那时我陪母亲在黄山,然后出山的时候看到大标语。回到上海看到大字报,我就留意到群众在看这些东西时的那种兴奋心情。我以前有过的 一个想法:中国人明明是忍无可忍了,脸上还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忍耐精神实在太好了!那天我就突然萌发一个想法,“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然后就开始想要把这 些写成一个话剧。
南方都市报:但那是1976年,你真正写出来的时候是1978年对吧?
宗福先:是1978年, 那时有几个原因。一开始只是很朦胧的想法,到底怎么写根本没有想好,后来读到了很多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看了以后真的是热血沸腾。鲁迅一直在说中国人的 国民性。我想像这些人在1976年那种情况下,敢于到天 安 门广场去大声地怒吼反对四 人 帮,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骨,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歌颂他们是应 该的!另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结构,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后来到了1978年突然又是一场大病,我想到要写一个家庭,然后一点一点地把结构搭建起 来。
南方都市报:那你写这个剧的时候有没有政治方面的压力呢?
宗福先: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平反,但是有一种很朴 素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件事它早晚都会平反的。悼念周 总 理难道错了吗?反对“四 人 帮”错了吗?压力是有的,当时记得我已经开始在写了,突然看到《人民日报》 有一篇报道,介绍一个反“四 人帮”的英雄,叫韩爱民,当时很有名的人。我就如获至宝把这份报纸保藏到现在。那时的确感觉我有了依据似的,这不是宣传了吗? 另外一方面,演员张孝中当时跟我说,哥们,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这戏如果成了,你要请客。我说没问题,不过万一要是我因为这个戏被抓进去了,你们得管给我 送饭。结果所有的演员说,没问题,我们大家轮流给你送饭。那就说明当时知道还是有风险的。
南方都市报:你花了多少时间写完剧本?
宗福先:写得挺快的,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因为肚子里酝酿的时间很长很长,反反复复在想。而且这些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文革”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写起来的确比较顺。
为了买票,头天下午三点就有人通宵排队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演这出话剧的是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话剧队,当时排戏有困难吗?
宗福先:排戏很困难的。因为都是工人演员,白天在上班,晚上赶到工人文化宫。几个演员的家和工作单位、工人文化宫的距离非常遥远,几乎是在上海最边缘的 地方:吴淞、吴泾、闵行。但大家坚持排练,热情都非常高。没有为名为利。我们排戏是一分钱都没有的,就是每天如果你工作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就会有两毛七 分钱的夜宵费。至于名嘛,没有任何名的,只是一场群众业余演出,谁知道后来弄成那样。就是对戏剧的热爱,对这个剧本的喜爱,很纯粹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演?
宗福先:9月份。5月份写的剧本,7月份开始排练,然后到9月份演出。9月22日第一次彩排,彩排那天主要是那些演员和文化宫职工的家属,所以来的人特 别杂。那是我第一部正式演出的话剧,所以心里很忐忑。结果演了十分钟,台下就非常安静了。最后的演出效果是出乎意料的,观众持续不断地鼓掌。演完了演员都 去卸妆了,导演苏乐慈就在那里拼命地叫:“谢幕!谢幕!”演员就匆匆忙忙地上,有的衣裳换了,有的还没有换。从那天开始,大家就觉得特别幸福。
南方都市报:之后的正式演出卖票吗?
宗福先:一毛钱一张票。后来过了没几天就开始排队了。
南方都市报:一场有多少人?
宗福先:四百个人。后来就没票了。来看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包场的越来越多,一买就是八十张、一百张的,开始来的是个人的,后来的就不是了。我们在上海大概在十几个剧场来回演,今天给《解放日报》通讯员演,明天就给“劳动模范”演。
当时我们总工会的一个副主席张伟强,她很支持这个戏,后来带这个戏去北京。她就说,我最发愁的事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电话一响,又是问我要票的。很多都 是上海老干部,那时的票实在是太紧张了。后来到北京演出,原来计划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四场。那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卖票的,结果头天下午三点就有人排队了。北 京十一月啊,多冷啊,到了半夜里门口人越挤越多。结果是凌晨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叫了起来,怕出事。最后他当场决定要加演,让大家不要急,一定会让大家都 买到票。
我们在上海演了四十几场。在北京也是四十场左右,后来到各处去演,有时候是一天演两场。
南方都市报:这出戏的爆炸性效应很大啊。
宗福先:说句实话,这出戏再晚半个月出来都不行了。《文汇报》记者周玉明10月12日报道了这出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10月23日到了上海调研,当时看了《文汇报》的报道,点名要看这出戏。
南方都市报:胡乔木对这个戏评价很高啊。
宗福先:就是因为他看了戏,所以整个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在11月10日开幕,为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他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出戏调到北京来,对于推进天 安门事件的平反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胡 耀 邦就同意了,由他们来策划。
31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来了,看完戏,他上台接见大家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都欢呼起来了。后来刘复之就留在上海安排上京演出,周巍峙就在北京担任《于无声处》接待组组长,安排我们进京。
南方都市报:场面很大啊。
宗福先:到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于无声处》。那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全国转播,全国不知有多少观众,包括部队。
南方都市报:《文汇报》也登载了《于无声处》的剧本,是这个剧本第一次发表。
宗福先:10月28日胡乔木看戏的那天,《文汇报》开始连续三天把剧本原文发表。这是《文汇报》的主编马达安排的。他当时也冒了风险,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破天荒地用三天的时间连载了剧本。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么敏感?
宗福先:因为天 安门事件还是没有平反啊。你一个小剧团演戏看的人是有限的,可是当时《文汇报》的发行量是一百多万。你向全中国这样一撒的话,万一有事责任就很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作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
今年是改 革开放三十年。三十年前,百废待兴,一些当时的文化先锋在戏剧、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率先冲破了坚冰,中国的整个文化也逐渐得以复苏,并走向繁荣。我们 将推出一个文化系列专题,以纪念这个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时期。在这个系列中,我们试图通过对30年前那些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符号意义人物的记忆,来还原这 些文化现场,寻找文化兴衰的脉络与痕迹。
前言
宗福先在他的家里接待了记者,礼貌而淡定。“你是我今年接待的第九位记者。”他说。所有记者感兴趣的几乎都是同一件事——关于他的话剧处女作《于无声处》。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部公开演出的反思性话剧。宗福先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忆,清晰到具体某一天。
30年前,还是上海热处理厂工人的宗福先,业余创作了这部只有六个角色的话剧。这部话剧以1976年的“四五”天 安 门事件为背景,讲一个家庭一天之内的 故事,表达对“四五”天 安 门事件的支持,并喊出“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短短两三个月内,这部作品在中国产生了爆炸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四五”天 安 门事 件受其直接影响而得以平反。
《于无声处》改变了宗福先的一生。他从一个工人成为著名剧作家,生活境遇从此发生了巨大的改变。30年来他创作了多部话剧、电视剧、电影剧本,现在是上海作协专职作家。这部作品甚至影响了宗福先的人生观。
面对这么多记者的访问,宗福先有种复杂的心情:“一部《于无声处》吃了一辈子,真是很惭愧。”但有位朋友的话让他很认同:“如果‘四五’天 安 门事件一直不能平反,至今还是个反革命事件,那么这出戏带来的后果,你也得承担一辈子。”
我糊里糊涂开始学写戏
南方都市报:《于无声处》是一出特别的话剧,很多即使没有看过的人,也知道它。
宗福先:因为它超出了话剧的范围,后来它从话剧舞台走上了政治舞台。那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老百姓的诉求总需要通过某种渠道宣泄出来,把心里话说出来。 即使没有《于无声处》,也会有其他的话剧、电影、小说或者另外的载体。《于无声处》主要是生逢其时,就在那个当头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在创作《于无声处》之前,你不是专业的戏剧家。
宗福先:不是,毕业以后直接进工厂当工人了,在热处理厂,那是1968年的事情。之前因为身体不好,哮喘发作,引起气胸,读完当时五年制中学的前三年就休学了。不久“文 化 大 革 命”就爆发了。我按照66届初中生分配到热处理厂。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宗福先:1972年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病愈以后我就长病假在家,休息了八个月。我突然萌发了一个念头,想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政策》。当时的 意思就是说阶 级斗争是要搞,但是要讲政策。结果一提笔,就写了37万字。后来我就把这个小说送给茹志娟老师看,茹老师就说,你完全不懂得怎样创作,37万 字没有一个故事。但是你的语言比较好,也有自己的想法,凭这两条你就可以搞创作。这样以后,在茹老师的引导下我就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我那时25岁。
南方都市报:从写小说开始,后来就开始写剧本了?
宗福先:那时候全上海没有学写作的地方,但工人文化宫有个业余小戏创作训练班,老师叫曲信先。我想到那里学习,但曲老师让我写个剧本当作入学考试。我说 服他看看我的小说。过了两天,曲老师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厂里。他说,我收下你了,我看了你的小说,发现你的语言特别好,写戏主要靠语言,我要你了。我就这样 进了文化宫,糊里糊涂地就开始学写戏。这完全是很偶然的因素。那是1973年的事情。
南方都市报:在训练班里学习到什么内容?
宗福先:曲老师讲课的最大好处就是实用,他的理论跟实践结合得非常好。另外当时他请了很多他的同学,比如余秋雨,以及后来的戏剧学院院长荣广润,都给我们上过课,这批人是我们的老师。
“如果你因这出戏被抓,我们轮流给你送饭”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于无声处》这出戏是你的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给你最直接的创作冲动。那时在上海人们都不知道天安门的事件吗?
宗福先:知道北京有事,当时有人听“反 革 命”广播“***”就知道消息,我一点都不知道。只知道从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上都有大标语,有“打倒张 春 桥”、“揪出反周 总 理的黑手”之类的口号。火车一律被拦在上海外面,把标语洗掉才能进来。至于具体的情况就谁都不知道了。有位朋友一来,就告诉我有上百万 人在天 安 门广场抗议。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有种归属感,找到自己的队伍了。
南方都市报:你是说上海人虽然没有举行抗议活动,当时心里也有这个想法吗?
宗福先:那当然有。其实也不是从1976年开始,对“文 化 大 革 命”把整个社会折腾成这副样子就觉得不好。那种对整个社会混乱不满的情绪,绝对不是后来才 有的。我有一个在美国的同学,2005年我到美国去访问,在他那里住了几天。他就跟我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是从宗福先那里来的。 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我可承担不起啊。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抄了一本马恩列的语录,那时候给我看,我一看就明白了。我想,对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革命不是 这样讲的。我真的不是那么早就怀疑“文革”的,没那么大胆子,也没那么高的觉悟。我只是在潜意识中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因为自己的家庭遭受很大的变故,而 是整个社会都弄成这样了,但是不敢说,不敢跟别人交流。
南方都市报:所以一旦听到北京这样的消息,就很振奋。
宗福先:是的,那个人到来跟我说,有上百万的人在北京天 安 门广场悼念周 总 理,要打倒张 春 桥、江 青,一下子就觉得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这么想,其实大家也这么想。一下子就觉得力量壮大了,心里踏实了很多,所以我说有一种归属感,好像找到了自己的队伍了。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4月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宣布天 安 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兜头就是一盆凉水。那个夏天对于我来说是很苦闷的,那时 候就反复吟诵鲁迅先生的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 如水照缁衣。”还有一首是“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南方都市报:几个月后“四 人 帮”被打倒了。
宗福 先:是10月份的事情,那时我陪母亲在黄山,然后出山的时候看到大标语。回到上海看到大字报,我就留意到群众在看这些东西时的那种兴奋心情。我以前有过的 一个想法:中国人明明是忍无可忍了,脸上还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忍耐精神实在太好了!那天我就突然萌发一个想法,“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然后就开始想要把这 些写成一个话剧。
南方都市报:但那是1976年,你真正写出来的时候是1978年对吧?
宗福先:是1978年, 那时有几个原因。一开始只是很朦胧的想法,到底怎么写根本没有想好,后来读到了很多地下流传的天安门诗抄,看了以后真的是热血沸腾。鲁迅一直在说中国人的 国民性。我想像这些人在1976年那种情况下,敢于到天 安 门广场去大声地怒吼反对四 人 帮,我觉得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骨,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英雄,歌颂他们是应 该的!另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结构,用什么方式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后来到了1978年突然又是一场大病,我想到要写一个家庭,然后一点一点地把结构搭建起 来。
南方都市报:那你写这个剧的时候有没有政治方面的压力呢?
宗福先:知道这件事情还没有平反,但是有一种很朴 素的想法,就是觉得这件事它早晚都会平反的。悼念周 总 理难道错了吗?反对“四 人 帮”错了吗?压力是有的,当时记得我已经开始在写了,突然看到《人民日报》 有一篇报道,介绍一个反“四 人帮”的英雄,叫韩爱民,当时很有名的人。我就如获至宝把这份报纸保藏到现在。那时的确感觉我有了依据似的,这不是宣传了吗? 另外一方面,演员张孝中当时跟我说,哥们,我们为你这个戏卖命,这戏如果成了,你要请客。我说没问题,不过万一要是我因为这个戏被抓进去了,你们得管给我 送饭。结果所有的演员说,没问题,我们大家轮流给你送饭。那就说明当时知道还是有风险的。
南方都市报:你花了多少时间写完剧本?
宗福先:写得挺快的,三个星期一气呵成,因为肚子里酝酿的时间很长很长,反反复复在想。而且这些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文革”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写起来的确比较顺。
为了买票,头天下午三点就有人通宵排队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演这出话剧的是工人文化宫的业余话剧队,当时排戏有困难吗?
宗福先:排戏很困难的。因为都是工人演员,白天在上班,晚上赶到工人文化宫。几个演员的家和工作单位、工人文化宫的距离非常遥远,几乎是在上海最边缘的 地方:吴淞、吴泾、闵行。但大家坚持排练,热情都非常高。没有为名为利。我们排戏是一分钱都没有的,就是每天如果你工作加班到晚上十点以后,就会有两毛七 分钱的夜宵费。至于名嘛,没有任何名的,只是一场群众业余演出,谁知道后来弄成那样。就是对戏剧的热爱,对这个剧本的喜爱,很纯粹的。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开始正式上演?
宗福先:9月份。5月份写的剧本,7月份开始排练,然后到9月份演出。9月22日第一次彩排,彩排那天主要是那些演员和文化宫职工的家属,所以来的人特 别杂。那是我第一部正式演出的话剧,所以心里很忐忑。结果演了十分钟,台下就非常安静了。最后的演出效果是出乎意料的,观众持续不断地鼓掌。演完了演员都 去卸妆了,导演苏乐慈就在那里拼命地叫:“谢幕!谢幕!”演员就匆匆忙忙地上,有的衣裳换了,有的还没有换。从那天开始,大家就觉得特别幸福。
南方都市报:之后的正式演出卖票吗?
宗福先:一毛钱一张票。后来过了没几天就开始排队了。
南方都市报:一场有多少人?
宗福先:四百个人。后来就没票了。来看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包场的越来越多,一买就是八十张、一百张的,开始来的是个人的,后来的就不是了。我们在上海大概在十几个剧场来回演,今天给《解放日报》通讯员演,明天就给“劳动模范”演。
当时我们总工会的一个副主席张伟强,她很支持这个戏,后来带这个戏去北京。她就说,我最发愁的事就是有人给我打电话,电话一响,又是问我要票的。很多都 是上海老干部,那时的票实在是太紧张了。后来到北京演出,原来计划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四场。那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卖票的,结果头天下午三点就有人排队了。北 京十一月啊,多冷啊,到了半夜里门口人越挤越多。结果是凌晨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叫了起来,怕出事。最后他当场决定要加演,让大家不要急,一定会让大家都 买到票。
我们在上海演了四十几场。在北京也是四十场左右,后来到各处去演,有时候是一天演两场。
南方都市报:这出戏的爆炸性效应很大啊。
宗福先:说句实话,这出戏再晚半个月出来都不行了。《文汇报》记者周玉明10月12日报道了这出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10月23日到了上海调研,当时看了《文汇报》的报道,点名要看这出戏。
南方都市报:胡乔木对这个戏评价很高啊。
宗福先:就是因为他看了戏,所以整个情况就变了。因为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就要在11月10日开幕,为十三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他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候把这出戏调到北京来,对于推进天 安门事件的平反会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胡 耀 邦就同意了,由他们来策划。
31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来了,看完戏,他上台接见大家说,怎么样,到北京来演吧。我们都欢呼起来了。后来刘复之就留在上海安排上京演出,周巍峙就在北京担任《于无声处》接待组组长,安排我们进京。
南方都市报:场面很大啊。
宗福先:到11月7日,中央电视台要求上海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于无声处》。那是上海电视台第一次全国转播,全国不知有多少观众,包括部队。
南方都市报:《文汇报》也登载了《于无声处》的剧本,是这个剧本第一次发表。
宗福先:10月28日胡乔木看戏的那天,《文汇报》开始连续三天把剧本原文发表。这是《文汇报》的主编马达安排的。他当时也冒了风险,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破天荒地用三天的时间连载了剧本。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这么敏感?
宗福先:因为天 安门事件还是没有平反啊。你一个小剧团演戏看的人是有限的,可是当时《文汇报》的发行量是一百多万。你向全中国这样一撒的话,万一有事责任就很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作出这个决定很不容易。
2008-05-31 19:58:21 被作者重新编辑
发表于 08-05-31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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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怀念周总理,就想到这次温总理
这个年头太难
就象弱队会出强守门员一样
国家出事了，总理飞来飞去的，让人马上联想起周总理
可是老一辈革命家几乎觉悟都很高
新一辈的人里有温总理，有灾区很多英雄的出现，似乎人性的光辉面得到了大面积的发挥
一扫城市里人情淡薄的感觉
